感谢叶朗老师、顾春芳老师，感谢各位老师同学在假日还来听这个讲座。去年顾老师跟我联系，说可以不可以到我们艺术学院一个讲座系列里面做讲座。当时我报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元朝统治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个就是《读通鉴论》的价值和特点，顾老师说两个都可以讲。去年冬天我讲第一个题目，当时正在搬家，特别狼狈，因此准备得很仓促，没有PPT，也没有讲稿，就比较随意地讲了一下。现在这个题目，至少有一个演讲提纲。因为这个题目不太会涉及图像资料，就没做PPT，只有一份提纲。

    首先说一下为什么讲这个题目。1982年我刚进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老师建议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一部很大的书，三百万字，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顶峰之作。当时老师说你要是想搞历史，早晚得读《资治通鉴》。我就真的读了一遍《资治通鉴》，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其实好多内容读不懂，读不懂的地方就跳过去，一年左右就把《资治通鉴》读完了。读的时候想起来有一部《读通鉴论》，就拿来对着看，看它都“论”了一些什么，可基本上一句也没有看懂。读《读通鉴论》和读《资治通鉴》不一样，《资治通鉴》懂的地方多，不懂的地方少，跳着看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读通鉴论》几乎完全不懂，没有办法跳着看，结果就放弃不看了。

    初看《读通鉴论》，印象最深的是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书里各条都没有标题，也不引《通鉴》原文，一上来就直接发议论。咱们古代的史论著作很多，我后来也看了一些，绝大部分能够看懂。或者讲的道理比较简单，或者一开始先把历史事件叙述一遍，然后再发议论，这样就好懂了。王夫之《读通鉴论》不引《通鉴》原文，上来就直接发议论，而且思维跳跃性很大，跳来跳去。有些时候先提一件事，但是这件事只是一个引子，根本不是要讲这件事，而是要讲别的事，这样的话很难跟上他的思路，就会觉得不知所云。如果对历史知识掌握得不够丰富和深入，看这部书确实难度很大，所以当时就没有看，丢到一边去了。后来我博士毕业，又工作好多年，再捡起来这部书看，发现大致能看懂了，就认真地看了两遍，还拿它在北大历史系上课。现在这个演讲提纲，就是给学生上课的导论。

    这次讲座有个主标题，叫“思想家眼中的历史”。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史学家很多，但是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这样的人比较少。比如说孔子，是大思想家，但他的著作与历史有关的可能只有《春秋》。实际上《春秋》到底算不算孔子著作还存在争议，而且内容太简明了，其中的思想只表现为一些基本原则，没有充分发挥。司马迁也是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在《史记》当中也很零散，散在一些论赞和《太史公自序》里面。司马迁对历史的看法，很多时候都不直接表述，而是“寓论断于叙事”，通过叙述历史过程来体现他的思想，也不太好把握。后面的人，像朱熹写过《通鉴纲目》，有点模仿《春秋》，发挥的内容不是非常多，主要限于一些基本原则的阐释。比较起来，王夫之既是大思想家，又写了比较厚的历史学专著《读通鉴论》，后边还写了《宋论》，可以看成《读通鉴论》的续篇（下面主要讲《读通鉴论》，有时也会提到《宋论》）。这两部书都是晚年写的，是他一生思想的总结，就显得特别重要。系统地总结和讨论中国历史，以前的思想家大都没有这么做过，所以非常值得关注。

    从作者的角度说，王夫之写《读通鉴论》，有一些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深厚的经学和子学功底。王夫之对儒家经书下过很深的功夫，写过不少研究著作。包括先秦诸子，对《老子》《庄子》之类，也都下过功夫。虽然说王夫之是一个比较纯的儒家，对老庄比较鄙视，但也对老庄的书下了很大功夫。他也研究过佛经，有时候在书里用一些佛经典故。像王夫之这样一个对传统文化核心部分做过很深入研究的人，这样的人再去讨论历史，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在视野和深度上明显超过别人。

    第二，出众的思辨水平。作为一个思想家，王夫之经常讨论抽象问题，以至于很多讨论不大好懂。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的学者对他做过很多专门研究，对于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包括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等等问题，出版了不少论著。在这些方面，王夫之自己也留下了大量作品，不像有的思想家写书很少，甚至只有少量语录，他是有非常丰富的阐述的。学术界公认王夫之的思辨能力非常出众，思考和讨论问题具有明显深度，这方面的优势对于研究历史会很有帮助。如果是一个没有思想、或者思想贫乏的人，看历史往往看不到问题，看到问题也只能简单理解，而王夫之不会这样。

    第三，坎坷的人生经历。王夫之一生比较坎坷，过得很不顺利，吃了很多苦头。他搞过政治，也参加过武装斗争，有被追捕的经历。后来退出了政治舞台，没有办法只能在新王朝统治下生活，但是又持不合作态度。这样一些复杂经历，对于他研究历史很有帮助，一般人不具备这些经历。假如《读通鉴论》和《宋论》是他早年写的，那这方面的优势就还发挥不了。但是这两部书是晚年写的，是他最后的著作，写完不久就去世了。因此可以说，《读通鉴论》和《宋论》浓缩了他复杂的人生经验，具有独特价值。

    与上面所说的相联系，《读通鉴论》这部书也可以总结出三大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宏观视野。王夫之非常注重长时段考察，就是历史老师经常强调的长时段。研究历史不能只盯着一个朝代、一个时期，就算对这个朝代掌握很深入，那你历史也搞不好。你必须对前后朝代、长时段的历史线索有一定了解，再反观那个朝代，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王夫之有这个能力，非常明显的宏观视野，讨论历史问题经常跨朝代、大幅度地转换视角，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或没太注意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是问题意识。我在历史系和学生讲，你们读书经常抱怨找不到问题，可以看一下王夫之《读通鉴论》，看看他是怎么找问题的。他的问题，通常都是前人没有太注意的，或者是前人虽然有观点但他不同意的。他一般不会重复和别人相同的观点，别人说好他就跟着说好，不会这样。他写了那么厚一部书，你可以去看他是怎么找问题的。其中很多地方，你可能看书时不注意就放过去了，但是他觉得这个地方有话可讲，就拿出来大发议论。这是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是批判能力。王夫之对于史书记载抱有很强的批判意识，就是说书上虽然这么写了，但是否可靠另当别论。不是直接拿来就用，而是会考虑这个说法、这个记载是否准确，要讨论一番。有很多记载他认为靠不住，会说明理由，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现代的意识。对于史书记载，包括司马迁、司马光那些非常权威的史学家的记述，好些他都认为不可靠，不能轻易相信。这些地方有助于读者对历史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这是第三个优点。

    当然这部书也有一些不足，或者说局限。后面还会专门讲，这里先简单概括三点。

    一是过度借题发挥。就是跳跃性太大。你要是想谈这个问题就直接谈，没有必要从一个不相干的、或者看上去关系不大的地方入手。有时我们看王夫之要讨论一个问题，本来很期待，到底他是怎么看的？可他后面根本没有展开讨论，就跳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而且到最后也没有回来。这个对阅读就会有点影响，不能说是严重的缺点，但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不是所有的条目都这样，只有一些是这样。

    二是先入为主。就是他对历史有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很多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拿这些看法去要求前人，你没有达到我这种认识，就是你水平不行。这对前人要求太高了，因为他已经了解了历史发展的结果，才对当时的历史得出这样一个判断，而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像他那样已经知道结果，当然有可能作出错误决策。这么要求前人，有点太苛刻。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这样，只是有的时候这样。

    三是持论过苛。这与上面一条有关，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太严，这也是理学家讨论历史的特点。《读通鉴论》评价了很多历史人物，但夸的人比较少。夸的人当中有一类，特点是比较像王夫之本人，因此被夸。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在夸自己。还有其他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人物，他会夸，而传统上夸得很厉害的人他往往不怎么夸。有一些人，他觉得已经被夸太多，我就不再夸了。比如说像诸葛亮，就没有必要再夸了。还有的人，历史上被夸很多，王夫之却认为不怎么样，比如像包公、海瑞，还有范仲淹，张居正，都没怎么得到好评。在这些地方你会觉得，他评价标准太高了。

    又比如大诗人杜甫。虽然杜甫在《读通鉴论》里并未出现，但王夫之在其他书里评价过杜甫，可以看出他评价历史人物过于苛刻的问题。一般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杜甫非常了不起。王夫之对杜甫评价比较低，按说不应该。同样经历了国破家亡，他应该对杜甫有相当高的同情才对，但是没有。他对杜甫的批评一方面集中在诗歌美学上，他对诗歌美学理解比较窄，认为诗就是诗，给诗承载太多的功能没有必要。你要写诗就写诗，为什么要用诗来写史？另一方面，他觉得杜甫精神境界不高，经常唉声叹气，抱怨生活困苦，对此王夫之瞧不上。总之，他对前人的评价比较苛刻。

    虽然《读通鉴论》大概有上述一些不足，但我认为这部书还是非常好。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希望同学们有机会去看看这部书。看之前，当然最好对它的特点有所了解。

    先讲讲王夫之生平和著述概况。王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今年是他诞辰400周年。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619到1641年，就是他的早年。他出身于一个读书世家，家里虽然没有出过什么大官，但他从小读书受教育是很系统的。而且据说他是一个神童，能背十三经，从小打下很扎实的功底，准备走科举道路。

    第二阶段，1642到1651年。1642年他考中了举人，原本想再往上考，但战乱打断了他的科举之路。他是湖南衡阳人，再往上考就得北上进京，可赶上农民起义，中原大乱，去不了了。后来也没有机会再往上考，一辈子的功名就是举人。而且形势变化非常快，没几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清兵又很快打到南方，他的生活陷入急剧的动荡之中，家里面好些人死于战乱。再后来王夫之参加抗清，加入了南明永历政权。永历政权在广西建立，离王夫之家乡比较近。他加入之后做了一个小官，没多久就卷入了党争。当时南明政权内部也有党派斗争，是从明朝延续下来的，斗得很厉害。王夫之加入其中一派，受到另外一派打击，差点把命丢掉，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接下来他母亲病重，他就向永历政权请假，回家照顾母亲。回家不久母亲去世，这时候永历政权已经在清朝打击下退到贵州，他就回不去了。他要是一定想回去，应该也可以，但是通过这一段短暂的经历，他好像对永历政权有点失望，就没有特别争取回去。

    从1642年中举开始，到1651年前后10年，王夫之的经历跌宕起伏。国破家亡，先参加抗清又退出。退出之后南明永历政权还坚持了十多年，但他没有再加入。这和他一开始加入后，在其中受到的打击有关，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后来永历政权被张献忠余部所控制，他不愿意和那些人共事，所以没有回去。但是他对永历政权的感情很复杂，晚年谈起来很怀念，有时候会发感慨，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跟它共存亡才对。有这样一种复杂的感情。

    第三阶段，1652到1692年，共41年，王夫之一直在家乡附近的山区隐居，读书和写书，他的著作基本都是这一阶段完成的。这期间他的生活比较艰苦，但是和前一阶段相比还算比较稳定。因为他不是一个大名人，没有天天被清朝追着要他做官。个别时候地方官过来看他，他躲起来不见，保持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但是后来清朝地方官有时在他门口放些粮食，他也收下了。王夫之不露面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坚持不剃发。如果和清朝官员一见面，这个问题就会公开暴露。在那个时代很多人不愿效仿满族妆扮，就采取出家的办法，去做和尚道士。但是王夫之自命正统儒家，坚决不愿意去做和尚道士，哪怕假装也不行。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去世，做到了“完发以殁身”。

    王夫之晚年写了一篇《自题墓志铭》，其中说：“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前半句意思是说，我的一生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成就。刘越石，就是西晋大臣刘琨，西晋灭亡前后在北方坚持抵抗少数民族的进攻。他说我虽然忠于明朝，但是命运没有让我像刘琨那样有所作为。后半句的意思是，我在学术上有些成绩，但可能也不太高。张横渠，就是北宋著名学者张载，是王夫之的崇拜对象。我希望将学问做到张载那样的高度，好像还没有达到。这话有些谦虚了，今天一般认为他的成就比张载更大。

王夫之画像

    王夫之一生写了很多书。据统计，有100种398卷（这里面有20种书卷数不详），留到今天的有74种，373卷，大约800多万字。据他的儿子说，王夫之非常能写，但很多时候缺乏写作条件，没有参考书，甚至没有纸笔文具，条件特别艰苦。没有怎么办？找人借，或者找人要，找朋友，找学生。谁借给我书，提供纸和笔，写完的书稿就送给他。这样，他有一些书写完后可能就逐渐失传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时代不远，他大部分著作还是留了下来。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在全国征集书籍，王夫之的后代就把他的一些书献给官府。当然都是纯学术的书，儒家经书研究，内容不敏感的。他好些书，包括《读通鉴论》在内，有强烈的民族思想，那都没有献，献了就麻烦了。清朝四库馆臣看过献的书以后，认为水平很高，就把他的六种书收入了《四库全书》。后来，清朝国史馆编修本朝列传，还把王夫之编入了《儒林传》。他一个在政治上与清朝坚决不合作的人，能被清朝国史馆立传，很不容易，就是认为他学问大。而且清朝国史馆作了一个评价，说王夫之的地位可以和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并列。这个评价也很重要。在明末清初，王夫之并不算出名，知道他的人不多，而顾炎武，黄宗羲都特别有名，属于大V级别的人。清朝国史馆把他们三人并列，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眼光，造成巨大影响。直到今天，还经常把这三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最有意思的是到了晚清，一批学者提出建议，认为像顾、黄、王这样的大儒应该从祀孔庙。一再给朝廷提建议，朝廷回复说这几个人有反清思想，政治态度有问题，不予批准。不批没关系，接着申请，搞来搞去，到清朝灭亡前夕终于获得批准。从祀孔庙对古代学者来说是非常高的荣誉，只不过清朝很快就灭亡了，这件事不太为后人所知。

    如上所述，王夫之在清朝后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是到了晚清，他才真正名气大涨，甚至火爆起来。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王夫之是非常红的，前后被三批不一样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吹捧。

    第一批就是晚清的理学家，以曾国藩为代表。王夫之总体来说是程朱理学这一派的学者，思想和程朱相比有些差别，但基本应该算这一派，曾经花了很多精力来批判陆王心学。那么到晚清，统治危机严重，学者反思说我们过分沉溺于词章考据，乾嘉学派等等都是搞考证，不讲修养，核心价值观沦丧，这个问题很严重。要想把社会秩序重新恢复起来，建设好，还得树立核心价值观。只有程朱理学，对于树立核心价值观最有用。王夫之算是程朱理学阵营里的一个大学者，谈论价值观的言论非常多，曾国藩这些人就觉得他很了不起，认为他的思想有益于世道人心，予以大力鼓吹。当然曾国藩就是湖南人，和王夫之是老乡，对他了解更多一些。王夫之的著作第一次刻板印刷，就是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主持的。

    第二批比第一批晚大约30年，是19、20世纪之交的革命党。革命党要推翻清朝，发现王夫之有强烈的反清思想，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大讲华夷之辨，觉得可以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于是也大大地吹捧他。

    第三批是在20世纪，从民国中期的左派学者一直到共和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界，都非常重视王夫之思想当中的唯物主义色彩。古代本来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样的概念，但是到了20世纪逐渐开始给古代思想家贴标签，王夫之被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因为他主张“气一元论”，因此得到很高的评价。

    就这样，不止一批人，甚至是政治立场差别很大的人，都吹捧王夫之，使他的地位不断升高，远远超过他活着的时候，甚至也超过了比他更晚的绝大部分思想家。直到今天，对王夫之的研究仍然是思想史的热点，他的著作一再出版、重印。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相当于王夫之全集，一共收了他的48种著作。并不是全收，因为王夫之传世著作中有一些是内容重复的，后期著作可以覆盖前期。而且，王夫之的重要著作，大都很早就由中华书局出过单行本。像《读通鉴论》，在文革后期还出过大字本，是专门给毛主席看的。

岳麓书社出版《船山全书》

    具体研究方面，现在我们国家有“船山学会”